有人觉得中国将来要么统治全世界，要么变成另外一个日本——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一个高点，然后就进入一个平台，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国内对中国最主流的两种看法。我特别高兴能够为《纽约客》工作，因为《纽约客》相信，应该为这两种特别极端的看法之间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加有细节、更加有层次的理解。
我在《纽约客》主要的工作是去写一些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事。
我主要写两种人，一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名人，在中国很有名，但是在西方还不太被人详细了解。另外一类不是社会名人，但是有别的意义，我也会关注。我写过疯狂英语的李阳，写过贾樟柯，还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方说，广州黑人的专题，广州迦南地区有很多非洲移民，还有“中国愤青”。
指导我工作的原则有的很抽象，有的则非常实际。
第一条原则跟张茵有关。她是玖龙纸业的创始人，在一段时期内，她也是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里最富有的人。我平常写文章不会选特别难以接近或特别难以采访到的人，但是张茵算是特别的一个。我刚开始跟张茵的公关团队接触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次采访。如果碰到类似情况，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应该把这个作为对自己最大的鼓励，要拿下这个采访。
张茵对采访不感兴趣，因为当时她公司的股票急速下跌，财富大厦在迅速倒塌，所以她基本不见媒体。张茵的公司会做一年一度的年度财报，类似新闻发布会那样的。我不懂任何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想借此机会去香港一趟，参加他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会，假装一下经济学记者，穿一穿从来没有机会穿的高级西装也挺好。
在一个特别时髦的酒店里，我按时上到四楼，发现一个房间里有玖龙纸业的标志，就进去了。那个房间很小，里面没多少人，只有张茵和她老公，还有几个助手跑来跑去地工作。我当时就呆住了，张茵也惊了，两个人都很尴尬。张茵愣了一会儿，就走过来跟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是玖龙纸业的张茵，我说我是《纽约客》的记者欧逸文。
瞧，做记者这一行，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好西装，另外一定要走出去。不要再在办公室做研究、给专家打电话——站起身来，出去。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觉得好西装很重要呢？张茵后来接受我的采访，也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干嘛的，穿着一套高级西装，这是谁啊？她可能以为是一个潜在的投资者，可能会帮助她挽救公司。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不过没有用，来不及了。
第二个原则，是尽量多录。我有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下来，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随意的评论中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是出了名的凶。在对这位市长的长时间采访过程中，他不经意间说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害怕自己的父亲。我听了这么一小句话，突然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市长现在工作、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记笔记的话，这种很不起眼的时刻是永远不会留下痕迹的。
我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训练，我一开始是作为实习生进入媒体。刚进入媒体的实习生只能写一些比较小的故事。刚开始会被安排去写讣告，不是因为这不重要，死人不会抱怨，而是因为去世的人还有家人、朋友，都是深爱他的人，你在讣告上把一个刚死去的人的生平事实弄错了，会很愧疚。年轻的记者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自己的文章里犯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第二日刊登一个更正说前一天哪个地方写错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我第一次出现文章被更正的时候吓坏了，其实只是把一个街名写错了，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当时以为会被解雇，另谋其他的营生，比如当个木匠什么的。后来我没有被解雇，但我有很深的印象，这些训练、周围的工作环境给我的感觉是，犯错是一个不被允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