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父亲七十寿辰。在我们乡下有逢十必大肆操办的习俗，何况父亲还有我这样一个略有点儿“名声”和“出息”的儿子。

父亲有三个孩子：大哥、姐姐和我。大哥交游广阔，朋友多，强烈要求大办。姐姐也认为可以回收一些“份子钱”。父亲爱热闹，又是他的寿辰，自不必说。母亲支持由大哥来操办。

我对乡下的这种“人情南北”深恶痛绝。小时候因为不绝于缕的“红白喜事”，我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里陪着母亲挨家挨户去借个三十、五十块钱，只为第二天哪一个不知拐了几道弯的亲戚或者一两年也难得互相串回门的邻居家谁过生日，或者还有其它什么名目繁多的“喜期”。母亲之所以带上我，是因为我小学成绩超好，带上我借钱成功的概率会要大增。

我知道当今的乡下每家每户每一年的收入并不多，大肆操办酒席的结果是，城里人的烟、酒那一些非健康产品卖得很好，而农村许多低收入家庭苦不堪言，却碍于面子泥足深陷不能自拔，索性破罐破摔干脆攀比到底，这种农民思想恶性循环，导致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农村愈演愈烈。

我始终执着地认为，天下熙熙七十多亿人，一生中能真正交往好七个人都已很奢侈，不需要跟那么多无关紧要的人在生活中必须有交集，那都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的。因此我不但不赞成，而且坚决抵制大办父亲的寿辰，而是建议他和母亲外去旅游，一应费用我来承担。我表态不管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还是出于我的本心，我都不会支持操办，如果他们非要大办，我届时连回去都不会回去。

父亲对我的态度很失望。他早就放出风去我会给他捧场唱七天七夜花鼓戏。我说唱花鼓戏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你可以唱七天，那么那些比你勤劳、比你辛苦的乡里乡亲他们过生日时是不是要唱上十天十夜，否则他们的儿女如何自处?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要一味想着自己去表现什么炫耀什么，而是我们自己付出了什么，我们应不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是不是符合一个社会公平的法则?

大哥一家辩不过我，春节还没过完就负气早早去了省城的家。父亲心有不甘，发动母亲、姐姐、姨父、叔叔等许多人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坚硬地表态“不办”。在我离家前的那个夜晚，父亲幽幽地说“难道以你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扭转这股社会风气?”我说：“能不能扭转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当时的我颇为自己内心的正义感和对父斗争的胜利而骄傲。

那个夜晚，我躺在床上想着父亲三岁丧父、七岁丧母的大半生不受人待见的人生坎坷经历，以及他“就办这一次吧”的近乎恳求，我情感的天平开始倾斜，一夜无眠，内心甚至有些自责。第二天清早离家上车前，我对父亲说，你的寿辰爱办就办吧，我不可能大张旗鼓支持你，但也不抵制了，那一天不管有多忙，我都会赶回来给你祝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