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6年的一个冬天，时令过了大寒，天气阴沉，冷风飕飕，细雨霏霏。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农，穿一件长外套，戴一顶鸭舌帽，两手插在袖筒里，站在大堤上，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公路。这一天，我从长沙回老家看望父母，当车子驶入乡村公路，远远看到父亲正伫立在暮色苍茫中等候，他像一幅巨大的剪影，顷刻印入我的心扉，使我激动，使我感喟，使我永远难忘。

就是那次相聚，不到两个月，父亲就过世了。当我率子女赶回老家的时候，父亲已安睡在灵床上，他双目紧闭，不再回答我的呼唤。自此，我永远失去了生我、养我、心痛我的父亲。在父亲的灵堂，我挥泪写下一副挽联：

无路堂前重见父，

有时梦里听呼儿。

是夜守夜，在荧荧烛光下，我凝望着父亲，不禁想起他平凡而又富有传奇性的一生。

父亲年轻时，身高力大，血气方刚，有一种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我伯父邓新余是一位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期，参加和组织农民协会，被反动派杀害。那时的父亲，就时刻想着要为伯父报仇。家乡有尚武之风，年轻的父亲经常习武，虽不曾练就铜拳铁掌、飞檐走壁，但也有常人难得的功夫。乡下拴牛用的近百斤重的石锁，父亲一只手可以一连数次举过头顶。五六十斤的磨盘，他凭一只手的虎口力气，能抓着磨把平端起来。旧时为打湖草或争用水，垸村之间，常发生打群架事件。有一次，父亲一条扁担，打开数十人的围攻。父亲被抓去当壮丁，他凭机智和勇猛，杀出一条生路，逃回家里。父亲从不轻易打人，平时随和，不显山露水。然而，在方圆十几里的地方，没有人敢跟他寻衅打架。

旧时外出讨生活北方叫“闯关东”，南方叫“下华容”，因生活所迫父亲就“下华容”做过长工。父亲是作田里手，犁耙锹脚，泡粮下种，样样精通。解放前，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做长工和打短工维持生计。解放后，我家分了田，父亲除种田，还驾过船，放过鸭，常年在江河湖港漂泊，那是真正的栉风沐雨，风餐露宿。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严厉的。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就规定我每天起早捡一筐野粪。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玩，没顾上捡粪。父亲碰上了，见粪筐里是空的，又听我撒谎粪已倒田里，父亲火了，随手折下一束树枝，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有年端午节，人家小孩都早早上堤看龙船，而父亲却命我去田里扯二道草。我只扯了田的四周，中间还有一块没扯完，便急着上岸看龙船。这时父亲恰好来了，就狠狠训道：“你哄鬼呀？你不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么？”接着，就和我一道把那块田的草扯完，才让我去看龙船。

父亲十分疼爱子女，而这种爱是藏在心底的，是在不言之中。在我读书的事上，父亲态度鲜明。我的祖父粗通文墨，我五六岁时，他就在煤油灯下，给我点读蒙学《三字经》、《捷径杂字》、《幼学琼林》。后来，我又在一位本家私塾先生那里读了三年《四书》、《五经》。当我准备越级上“洋学堂”的时候，母亲有些犹豫了，她对我的理想是，窝窝热热在家种田，然后收个媳妇，生一串孙子。而父亲却相反，“还是要让谋伢子读书！”有一次我因停餐回家，父亲伤心极了。他把心爱的鱼网上的铅脚割下来变卖，凑钱让我读书。读初中、高中时，要的学费更多了，父母、姐姐和姐夫，他们自己省吃俭用，每期都事先为我积攒好学费。

我参加了工作，后来调到省城。1971年，父母户口迁到长沙随我居住。当时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不足100元，加上3个孩子，7口之家，其生活艰难可以想见。为了帮衬我，那时年届七十的父亲就在机关打扫卫生。有时还为机关干部职工做耦煤，一天做一千多斤，他做的耦煤又结实又好烧。母亲则在“红孩子班”，帮助带小孩。后来，家庭发生不幸和变故，父母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体谅儿子的难处，毅然回到乡下，和姐姐相依相守，度过剩下不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