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神秘信函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金田首义诸王之一，“文武备足”，叱咤风云，对太平天国前期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公元1863年春，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率军几万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他的目的是越过大渡河，北上进军四川，但他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陷入绝境。为了挽救士兵的性命，石达开到清军阵营中与清军谈判，却被清军俘虏，士兵在清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对这一重大事件，有一些记载，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但仍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和难解的谜，其中之一就是石达开射入清军营中的神秘信函是写给谁的？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封信？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围困后，曾率军强渡大渡河，但是由于河水暴涨，石达开军队损失惨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又说：“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按照他的想法，能够拼着自己一死以换取部下的生存，以答谢天王，这是忠臣义士的壮举。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认为此信写给唐友耕的依据是1908年出版的《唐友耕年谱》，其作者为唐友耕之子唐鸿学。唐鸿学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向其乞降的。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说：“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另一种说法是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的此信抄件，收信人是骆秉章。当时高某发现石达开函稿共三件，这封信为其中的一件，于1935年3月25日在《农报》发表。1945年，都履和根据李左泉《石达开江被困记》整理而成《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的文章是根据土千户王应元幕僚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的，来源可靠。与十年前高某发现的信一样，收信人也是骆秉章。

这两种版本除了收信人一为重庆镇总兵唐友耕，一为四川总督骆秉章有较大出入之外，文字内容也不尽相同。许本此信并无上款，唐本此信的上款是：“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称呼方式不伦不类，与太平天国文书的格式以及石达开文书的用语都不符合。许本信件并没有标明写信日期，唐本信末所署日期为“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太平天国早就改“亥”为“开”，石达开作为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不会把“癸开”写成“癸亥”。由于这个时候还没采用公元纪年法，五月初九日指的是农历，而且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九日”是公历的6月22日，石达开早已被俘，正在被清军押送赴成都途中，此时给唐友耕写这样的一封信是有悖常理的。

许本信中说：“惟是阁下为清大臣，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清约，即冀飞缄先复，并望贲驾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我军久驻无粮……”石达开信中“肩蜀巨任”的话，应该是对身为四川总督、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兵的唐友耕说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云南的李永和、蓝大顺在昭通府起义。当时唐友耕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来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会写信向他请求赦免三军将士的，更何况唐友耕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并望贲驾遥临”，显然是对远在成都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说的，而不是对隔河相望的唐友耕说的。石达开信中还有“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的话，但是，当时总兵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唐本中与“肩蜀巨任”相对应的是“当得巨任”，与“并望贲驾遥临”相对应的是“拜望台驾近临”，以上种种破绽和改动，可以证明此信原本是写给骆秉章的，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了给父亲脸上贴金，把此信编入《唐友耕年谱》，说是石达开向唐友耕乞降，以夸大其父战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封信。部分学者认为，石达开写给清军的信有许多地方与现实不符。信中所说“阁下如能依书附奏清主，宏施大度”，然后再作答复，这就令人费解。因为，当时从四川到北京的公文批复至少需要一个月。即使骆秉章能够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从大渡河到成都公文往返也得10天。这对于腹背受敌的石达开来说毫无意义。当时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北岸驻军，此信如果是写给唐友耕的，似乎稍近情理。其实不然，因为唐本中，也有“阁下如能依书赴奏，清主宏施大度”的话。如果说是希望唐友耕作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唐友耕根本无此权力。

这封信的内容也有问题，信中说：“（石达开）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遁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太平天国鼎盛时期总兵力也不到百万，在被围困的情况下，石达开不会吹牛。而且，石达开这种悲观失望的情绪与之前的豪气干云也不相符。石达开在去清营谈判前五天，曾题诗：“大军乏食乞谁籴，纵死?江定不降”。石达开在去清营的前一天晚上与部下商议，“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石达开被审讯及临刑时的表现，甚至连其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石达开的英雄气概。“（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

石达开写这样一封信的目的是通过谈判保住全军将士的性命，这封信应该着重谈条件，但是信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谈自己的思想问题，而对进行谈判的条件则寥寥数语，一带而过。这就使这封信的真伪更加使人怀疑。假如真有这样一封信，清政府即使不加以大肆宣传，也会在公私记载中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奇怪的是在1908年《唐友耕年谱》印行之前，不仅无人见过此信，连石达开写过此信的事也没有人知道。

也许，石达开当时有舍命救全军的想法，又有诈降的打算；清军也有通过谈判而进行诱擒的阴谋，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则并无其事。头脑清醒的石达开不会去作这种远水不救近火的无效劳动，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两封信都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