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国共当时达成了这几点共识：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朗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礴开救国会议。
而中共方面则有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即
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对于这几点，蒋介石拒绝签字，但承诺以自己的领袖人格担保落实。
那么，他后来落实得如何，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没有呢？
对此，民国史研究专家刘红先生认为：“从历史的过程看，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对在西安两方四派达成的六条谈判协议主要内容基本没有违反，尤其是实现诺言、准备全民抗战等条款上还是见诸于行动的。”
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准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
1、在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容纳抗日分子没有实现，汪精卫、何应钦等亲日派没被清出去，但国民政府的抗日倾向增加了，何应钦等一批亲日势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
2、释放政治犯没有完全实现，但上海“七君子”和一大批爱国志士，先后获得释放，人民的自由权利也得到部分尊重。
3、“剿共”战争被停止，国共正式开始接触和谈判，全面抗张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联合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没有及时进行，但到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全民救国会议即予召开。
5、在对外关系上，派出了宋子文主持与西方的联络，建立合作关系。
也就是说，蒋介石对攸关全民抗战的协议内容，从挽救民族危亡、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出发，同意并作了一些施行。但在小的方面，又有所保留。
因为，他也是一代枭雄，无法咽下西安受的“窝囊气”。所以，他不可能容忍张、杨的 “大不敬”和“兵谏”，对活捉自己的东北、西北军也不可能放过，因此，他还是食言而肥，瓦解、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甚至囚禁张学良余生，杀害杨虎城全家。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