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家将其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赵祯不事奢华，能够约束自己。“为人君，止于仁”，“仁”就是对他的最高评价。
有的人，当年还活着，却已经死了，虽然竭尽所能地美化和包装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坏事做尽的人，虽生犹死，早已遗臭万年；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虽然别有用心者几十年如一日丧心病狂地抹黑、丑化他，造福人民的人，虽死犹生，赢得世代崇拜。
公元1063年农历三月，54岁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冲上来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直到700年后，自我感觉甚为良好、看谁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平生最佩服的三个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两个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言所说的“造极”的“赵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统治时期。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胸怀仁义宽厚待人
宋朝有个大文学家苏辙，字子由，眉州眉山人，是大文豪苏轼的胞弟，他们哥俩与其父苏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有了三席。嘉佑二年。苏辙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在这次晋级进士的考试中，年轻气盛、心忧天下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当时的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之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血气方刚的苏辙仅仅依据道听途说，便在科举考试中“妄议”朝政，且矛头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难逃其被灭九族的命运。宋仁宗的宽容心胸，由此可见一斑。
宋仁宗对读书人的宽容，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请朝廷制裁之。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对这个口出不逊、有“煽动造反”之嫌的读书人，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
谁知宋仁宗对这样的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就事论事地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于是，这个读书人被授予了司户参军的职位。纵观数千年历史，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宽容苏辙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宽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做到了。这说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使对“煽动造反”的，也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还是发牢骚。然后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做出明智的决定。
王朝，简称高丽又称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封建王朝之一。918年后高句丽国弓裔王的部将王建推翻弓裔建立高丽国，定都于自己的家乡开京。高丽王朝同建于960年的我国北宋王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岁岁向北宋进贡。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训高丽。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没有去诉诸于武力。
打铁必须本身硬。宋仁宗不光对其臣民仁慈宽厚，身为九五至尊，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从不因自己身居高位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的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风风火火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回答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对属下能如此细致入微之体恤，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
坚持原则善听劝诫
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名臣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夏竦曾两度担任枢密使，并著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其中《文庄集》三十六卷等收入《四库全书》。也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管干部”。
夏竦还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时，夏竦见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在夏竦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保荐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与韩琦成为他的左右手。范仲淹给夏竦写了封《谢夏太尉启》，启中说：“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原父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皇帝想给大臣一个好听点的“荣誉称号”，要是搁在其他朝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宋仁宗却碰壁了，而且他再碰壁后从善如流，并没有固执己见。这说明，宋仁宗十分尊重主管部门的意见，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
宋人朱弁的《曲洧旧闻》里载有一个宋仁宗拒吹枕头风的故事。某日退朝后，宋仁宗回到寝宫，脱下帽子直嚷头痒，让内侍赶紧把专门给他梳头的女官叫来。女官在给仁宗梳理头发的时候，看到他怀里有文书，就问是甚么事情。仁宗答说：“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谏官认为是阴气太盛所致，故上书让宫里裁减嫔妃侍从的人数。”女官听了以后很不屑地说：“那些宰相和御史，家里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员，只要官职稍一如意，也会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数，皇上身边不过就几个人，他们就大喊‘阴气太盛’，要求裁减，难道只许他们自己逍遥快活？”
宋仁宗听后没说话。女官又问：“这个建议必须执行吗？”宋仁宗回答说：“谏官的建议，哪能不执行？”女官仗着自己平时为仁宗宠爱，认为再怎么裁减也轮不到自己，于是赌气说：“如果一定要执行的话，就请皇上先把奴家给裁掉。”宋仁宗当即站起身，让掌管嫔妃名册的内侍马上携带名册到后花园来，并下令看门者，即使是皇后前来也不准进入后花园。不一会仁宗就传下命令，让梳头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尽快携带私人物品从内东门出宫，事情办好之后，马上回奏，速速办好。
当时已是吃饭时间，皇后为了不耽误仁宗吃饭，亲自去督办这件事。直到接到回奏，仁宗才开始吃饭。其间，皇后始终不敢问原因，直到饭后喝茶，皇后才小心翼翼地问：“梳头的女官是皇上平日最为恩幸宠爱的人，为何第一个就把她裁减出宫？”仁宗说：“这人劝我不要接受谏官的建议，怎能把她留在左右？”后来，皇后时常以此事告诫宫中的嫔妃宫女，让她们不要乱说话，更不要干预政事，不然就像梳头的女官那样，为皇上所不容。
赵祯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青天大人包拯。包拯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如果赵祯不清明，不可能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包拯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他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赵祯的脸上，但赵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
张尧佐是赵祯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赵祯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赵祯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太祖、太宗皆曾为之，节度使恐非粗官。”赵祯只好罢了。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赵祯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凡是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赵祯回到后宫，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人尽其才硕果累累
宋仁宗一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变法，因为只有变法才能改变积贫积弱的现象，才能富国强兵。可是做了长期准备工作的“庆历变法”很快就失败了。对于皇帝，我们也不能只凭成败论英雄。这位仁宗皇帝确实是有不少事情没有做成，但是他一辈子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这也很不容易。他还没有亲政，就发现了范仲淹是个人才，总想加以重用。
“庆历变法”失败，他并没有灰心，在侬智高入侵广南州郡之时，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将狄青为统帅，平定了侬智高之乱。在西北边疆战事不利之时，在南方获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奋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挤而去职之后，他又支持包拯在开封府秉公执法，反对权贵横行。在他去世的两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为知制诰，酝酿再来一次规模更大的变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文学艺术事业都很发达。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宋代官员待遇比较优厚，退休之后能够优游林下，吟诗作文。这种厚禄制度，使得官员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创作，所以文学艺术，成果累累，能够流传万世。
宋代以科举取士，政府官员都是文学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中国的几大发明中，能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公元1041至1048年的仁宗庆历年间，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的布衣毕升发明了「陶活字印刷术」，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无官无职的老百姓。正因为当时文化事业发达，有大量印书的需要，才促成了这样一件重大发明。不久，山东农民王祯又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无锡布衣华燧又发明了“铜活字印刷术”。以后，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越南，十五世纪传入欧洲，德国第一次用活字印刷《圣经》是公元1456年，比毕升时代晚了四百年。
火药用为武器，首先记载於《武经总要》一书，这是由仁宗时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的。从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南宋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兵，就曾经使用过霹雳炮。
宋仁宗时代的进士沈括是个博学多才的大科学家，他对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医学、音乐无不精通，而最重要的发明，则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针。公元1119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谈》一书中写到，当时广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阴雨，就用指南针指示方向，这是个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东。他把指南针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国人到了十七世纪才发现这种现象，比沈括时代迟了四百多年。
一个善待臣民，又善于接受谏诤的皇帝，肯定是会赢得朝野热爱的，甚至会得到敌国的敬重。宋仁宗之后，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宋神宗赵顼又恢复了祖父宋仁宗赵祯温和的改良做法时，辽国君主急忙召集将领，说：“不许再去边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见辽国人对宋仁宗赵祯敬畏之深。
为何说宋仁宗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仁义的皇帝？
首先是有“仁心”。他吃饭的时候吃到砂子，故意盖着碗，不让人看见。皇后问何故，他说这事要泄露了，御厨估计就要遭罪了。晚上批阅奏章，突然觉得饿了，想喝一碗羊肉汤，皇后要去弄，他又制止，说今天要是喝了这碗羊肉汤，以后御膳房就会形成定例，每天都会杀一头羊来准备着，太浪费了。
他年少的时候刘太后垂帘听政，有当武则天的野心，少数趋炎附势之徒大加造势。后来他亲政，这些人相继被告发，他不当回事，反而擢升了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仁心到了什么程度，后宫嫔妃刘氏给他戴了绿帽子，他愤怒至极，但下不了杀手，只是把她打发到尼姑庵出家了事。
其次是讲“仁义”。宋仁宗严格遵守了宋朝“不杀上书言事者和士大夫”的祖训，大量提拔有识之士甚至是异见人士。大文豪苏轼在进士考试卷里面举例说有人传言皇上沉迷歌舞，不关心百姓疾苦。主考官认为苏轼道听途说，污蔑皇帝，要严加惩处。宋仁宗看了之后说，一个读书人有这样进言的气魄，应该提拔。
四川有个秀才写反诗，鼓动成都太守独立。太守吓得赶紧抓了秀才。宋仁宗说，这不就是泄泄愤嘛，给个官给他吧。胸怀至此。他想给自己的老丈人搞个官职，结果被包拯极力反对。包拯拦着他不让下朝，口水都溅到他的脸上。他没有办法，只能屈服。包拯不仅没有受到打击，还得到了重用。在他的治下，欧阳修、狄青、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不世名臣层出不穷，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后世皇帝无望其项背者。
还有就是施“仁政”。高丽棒子不上贡，大臣建议讨伐。宋仁宗说，领导有罪，百姓又没罪，不能打。财政部要开源，动起了征收盐税的心思。宋仁宗说，这一征税，老百姓就要吃价格昂贵的盐了，不成。亲自下手诏，罢免盐税。有官员上书要为道教塑像造金冠，他说这不是引诱老百姓犯罪坐牢吗，用铜镀金就可以了。学者林瑀拍他的马屁，劝他大办宴会、巡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宋仁宗大惊，从此疏远林瑀。
他为了革除弊政，力推庆历新政，即使失败也无怨无悔，到了晚年都还在酝酿改革，求万世之太平。真正的生命不息，议政不宋仁宗一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并使用。这是国家经济高度繁荣的明证。宋朝的财政收入，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的2倍有余。而且是在领土不及清朝二分之一，人口不及四分之一的情况下。百姓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度。
司马光就曾经抱怨说，现在连贩夫走卒都穿上丝绸了，这像什么话。文化大发展，小说，诗词和盛唐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是在仁宗时期出现的。军事上边境升平，西夏和辽慑于宋朝国势，虽有小纠纷，但数十年未动大干戈。他驾崩的时候，老百姓自发送葬，连辽国的皇帝也忍不住嚎哭。
粗通历史的人都以为盛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但事实上，论武功，宋仁宗治下不如盛唐，但是论文治，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站在老百姓生活的角度，“仁宗盛治”是中国历史无可比拟的黄金时代，宋仁宗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