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各种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当时的士大夫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里的士子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比如真宗朝跻身高位的王钦若、神宗朝的吕惠卿、徽宗朝的蔡京，便属于孔子所说“善柔”“便佞”一类。这些人虽然得意于当时，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环绕在他们生前身后的，是正直士大夫们无尽的轻蔑和不齿。
北宋士大夫很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他们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北宋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
如仁宗朝范仲淹因开罪权贵受到贬谪，身为监察御史的欧阳修认为司谏高若讷明知范仲淹受到不公正对待却缄默不语，完全是出于私心，于是愤然写下《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明知不可能扭转政局的情况下，朝官余靖、尹洙也挺身而出为范仲淹鸣冤，结果是三人均遭贬斥。知谏院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一不肖指高若讷）。据说当时汴京士民“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
这说明当时虽然权臣当道，很多心底无私的士大夫仍占据着道德高地，充当着时代风气主流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又如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因政见不同，回绝了枢密副使的高官诱惑，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闲居于洛阳。在闲居的十五年里，他绝没有也绝不可能改变初衷去讨要新官，因为在司马光心目中，气节和操守比官位重要得多。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修养，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大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风清气正、人人知耻、人人思奋的社会底色。如果是在自上而下人渣汇集的腐败朝廷里，正直清廉、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迟早会遭到逆淘汰，至少是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怎么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
帝王与文臣共政模式，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
“君臣共政”是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色。所谓共政，是指帝王与大臣共同主政。客观地说，这已成为民主政治的雏形：一切事都要商量着办，不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秉公理事的臣下，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
这样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影响帝王的至尊地位，他仍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只不过肯与大臣共政的帝王所拥有的权力，是经过民主协商后集中起来的意志和权力。
共政的大臣是个广义概念，他们可以是宰辅重臣，也可以是朝廷各部门各层级的官员。这种政治模式有效地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北宋时帝王与大臣共政、大臣意志改变或修正帝王意志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如仁宗一心想变革弊政，特开天章阁，召章得象、范仲淹、富弼等宰辅入内，给其笔札，命他们“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
仁宗对大臣的充分信任，给了大臣莫大的激励和鞭策，范仲淹条列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选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后，仁宗“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这个结果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凡属合理的建议很快采纳并付诸实施；二是不太合理的部分，又经其他臣僚共议而没有被采纳。“悉用其说”虽然只有四个字，体现的却是身为帝王者为苍生社稷求贤若渴的阔大襟怀，这也是形成君臣共政的坚实基础。套用今天的一句话，北宋的大政方针大都出于顶层设计，但熟悉宋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顶层设计其实是充分汲取了来自底层的呼声，又经过顶层精英们反复论辩才得以确定的，绝非帝王或一两个权臣一拍脑袋就能轻易定下。
在科举改革问题上，宋朝曾两度由皇帝与大臣共议。一次是在嘉祐初年（1056），学士王洙为仁宗讲《周礼》时提到，上古“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仁宗考虑到唐代科举每年一考，牵扯朝廷精力过多，入宋以来又是“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于是命大臣集议，定下“间岁贡举”（每隔一年开考一次）。
第二次是在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对神宗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并建议今后只考经义，不再考诗赋之类，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就学写诗作赋，对圣人之言知之甚少，一旦做官，怎能懂得治国理民？苏轼提出不同意见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王安石反唇相讥：以诗赋得为名臣，是因为唐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其中当然不乏人才，但不等于说这样的考试就是完善的。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为此后历代科举内容做出了合理的框定。
北宋对武臣的使用相当谨慎，武臣受文臣节制
北宋也有战争，有战争就需要武臣，但北宋朝廷对武臣的使用相当谨慎，文武的分工也很明确：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是文臣，武臣必须接受文臣的节制。如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抗击契丹入侵之战，总指挥是文臣寇准。更典型的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1040-1048）对西夏的战争，当时朝廷派出的主要将领分别是夏竦、陈执中、韩琦、范雍、范仲淹等，而这几位将领恰恰都是文臣士大夫。
事实证明，虽然并非所有文臣都能胜任军事指挥，但像范仲淹、韩琦等，不仅能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打了不少漂亮仗，而且比单纯的武夫更有谋略，因而威名远扬。正是由于范仲淹、韩琦等儒将出色完成了抗击西夏的使命，仁宗才肯破例开天章阁，命他们陈述“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
把战争的总指挥权交给文臣士大夫，而不是任由武夫肆意妄为，这种模式在宋朝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那时的士大夫都是经过千挑百选的复合型杰出人才，和今天所谓的专科型“学者”全然不是同一概念。这种情况到神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神宗把对夏作战的军事指挥权交到宦官李宪手中，开了个很坏的头。到了徽宗时期，军事大权由大宦官童贯总揽于一身，引发了破国亡家的靖康之难。
总而言之，士大夫政治不是哪个想做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一是为帝王者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形成开明政治的环境和氛围；二是士大夫阶层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君子群体，他们应占据社会主流，而不应当是被逆淘汰出局的弱势群体。如果帝王一味任用群小或邪佞之徒把持高位、打压正气，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