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最高既得利益者，皇帝最关心的头等大事，自然是国家的安定和自己政权的稳固，但是对于如何平乱，每一代帝王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下面我们就对比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来看一看二位的平乱观有何不同。
国家的治乱振兴，从来都是最高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即使是那些制造动乱，趁乱夺权的乱臣贼子，在坐稳大位后，也希望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而不是念念不忘天下大乱。至于老百姓，更是做梦都巴望着平安无事，安居乐业，谁不知道“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道理。
然而，由于皇帝们对乱源的生成认识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治乱观，从而导致截然不同的历史后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唐太宗与隋炀帝不同的治乱观，也许对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都是有好处的。
隋末，兵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叛乱，不愈月而败。可见当时天下尚未出现土崩瓦解之势，百姓之心，犹望乐业。可隋炀帝却悖逆民心行事，派郑善果、裴蕴、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一起“深挖”杨玄感党羽，并指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不尽加诛，无以惩后。”隋炀帝不从自己找原因，而是认为，杨玄感振臂一呼，跟随他造反的就有十万之众，由此可知，天下百姓不能太多，多则容易相聚为强盗。这次一定要把造反的统统杀掉，否则不能惩戒后来者。樊子盖原本残酷嗜杀，现在又领受了“最高指示”，由是，遂以峻法治之，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而其中大部分是冤枉的，就连曾经接受过杨玄感赈济粮米的穷苦百姓，都要被活埋。大屠杀后，隋炀帝到了东都，见街上行人仍然不少，竟对左右说：“犹大有人在。”意思是，是不是杀的人太少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呢?正是隋炀帝的这一人多了便容易相聚造反，防范措施就是大开杀戒的治乱观，导致了这次杀人如麻，血流成泽的大屠杀，大冤狱。从此，天下靡然，始思为乱。再加之开运河，征高丽，水旱灾，瘟疫起，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祸乱之心，陡然而生。由是，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矣!其时，隋朝开国方三十余年。
而处处以隋炀帝国灭人亡为鉴的唐太宗，与隋炀帝的治乱观却迥然不同。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的话题，有人提出应以重法以禁之。太宗不悦，道：“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少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到底不愧一代英主，知道乱根在官不在民，在上不在下，懂得百姓之所以为盗，是由于官吏的贪腐，苛捐杂税太重，弄得民不聊生，饥寒交迫造成的。根子找准了，从源头认真治理，收效自然显著。数年之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旅野宿，海内升平。贞观之治始焉。
唐太宗李世民下面的两段话，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应从自家身上查找乱因。其一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其意为，君王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如果刻薄百姓来侍奉君王，就像割自己的肉来充饥，肚子饱了，身体却死了，同理，君王富了，国家却亡了。所以，君王出现问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自身造成的。比如，想追求盛大，耗费钱财就多;耗费多了，就会加重百姓的赋税;而赋税过重，就会增加黎民的愁苦;到了百姓怨声载道时，国家就危险了;国家危险，君王就该丧命了。我常常思及此理，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其二为：“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诽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己，则危亡立至。”其意为：古代大禹凿山治水，耗费民力，而百姓并无怨言，因为治水是为了造福人民的原故。秦始皇大规模建造宫殿，百姓则怨恨造反，因为这样做是危害人民，只顾自己享乐原故。奇珍异宝，固然是人人想要的，若是放纵自己，不知克制，国家离败亡就不远了。
为何会隋亡而唐兴?从唐太宗与隋炀帝的不同治乱观，不同对待百姓态度这面历史的镜子中，就能窥见兴替之道了。唐人陈子昂说：“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袄逆乘衅，天下乱矣!”官逼民反，根子在上，是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历史也一再昭示了这一不争的事实。由此可知，心地善良，胆小怕事，甘于逆来受顺的中国百姓，不是到了实在活不下去的那一刻，是万万不敢犯上作乱的。就连弱智的阿q仁兄都知道，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