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能够立足并长久延续的关键，在康乾盛世时期，文化的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不仅在文学绘画领域，天文学统计学等也有着长足发展。
在文化上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乾隆时期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 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
思想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清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对于知识分子，和一些可能危及清朝统治的思想萌芽，康乾时期的统治者，采取文字狱的方式，就单单在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延绵不绝的文字狱运动，消灭了一切清朝统治者认为的异端思想萌芽。
诗词
康熙后期的文士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小说
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
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考据学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许多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于是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绘画
康乾盛世时期绘画也大发展，人物画的成就也最为突出。同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扬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形成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对近现代的花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技
康乾时期，清政府对天文学有相当程度的重视，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命传教士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了较为先进的历法。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另外，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传授解剖学知识。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但是，康乾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特使马戛尔尼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进而顺利达到外交目的。在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还有英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还带来了卫队，以便表演现代炮兵装备。 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然而，清廷却不屑一顾。拒不观看英国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这些近代科技反应冷淡。 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