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至5月间，《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四篇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离骚〉以外的“屈赋”》，怀疑包括《离骚》在内的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而将著作权归诸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及其身边文士。论文的作者朱东润晚年回忆说。此事缘于和叶圣陶的通信，“圣陶问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说有是有的，是关于《楚辞》的四篇文章，不过论点的争执太多，不宜发表。圣陶说给他看一下也不妨。我这就把文章寄去”(《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没想到老朋友先斩后奏，没有征询他的意见，就转交给《光明日报》发表。
书生气十足的两人起初或许并不觉得此举有多不合时宜，更未曾料到居然会激起轩然大波。没过多久，郭沫若就率先发表评论，居高临下地呵斥道：“这样的考证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也有它的渊源。它的渊源是什么呢?就是胡适!……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
(《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在当年的特殊形势下，这样的宣判足以令对手胆战心惊。据朱东润说，“从5月到6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自己上阵，并组织杨树达、沈知方两位先生同时出马，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一次形势很危急，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最好是闪开一着，让这三位扑一个空”(《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辩论的机会，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不过要说杨树达是被“组织”来的，也许未必符合实情。因为位高权重的郭沫若不仅斩钉截铁地断言：“无论从史实上、思想上、文艺上来说，把淮南王刘安认为《离骚》的作者，是没有办法可以成立的。”(《评〈《离骚》底作者〉》)还用很轻慢的口吻说道：“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并世学者已经写过不少的文章了。
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却依然笃信胡说而一概不管，而且还要把胡适的歪风更进一步展开，这却不能不使我们惊叹!”(《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俨然已经觉得稳操胜券，根本用不着再约请帮手。退一步讲，即便要“组织”，也该是《楚辞》研究方面的专家，而非并不以此见称的杨树达。
杨树达于当年日记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说：“草《离骚传与离骚赋》。”并撮述文中要点;到了6月12日又写道：“九日《光明日报》来，《学术》栏已登余《离骚传与离骚赋》。”(《积微翁回忆录》)如果真是受到邀约，恐怕不会不记上一笔——在半年前的日记中他就提过：“阅二十日《光明日报·学术》副刊二十六号，载余《竹书纪年所见殷王名疏证》。此去年七月寄与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并未讳言其事。而从《离骚传与离骚赋》来看，杨氏意在“讨论刘安做的究竟是《离骚传》，还是《离骚赋》”，尽管以驳正朱东润为主，但也附带批评了郭沫若，称其“似乎欲折衷于传、赋之间，有迁就赋字的意思”。
并说“我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还提到“郭先生说：太史公作《屈原传》，曾参考《离骚传》。据我看，这篇《屈原传》可能全本《离骚传》，不仅止参考罢了”，屡屡指出郭氏的讹谬，哪有这样帮腔助阵的?
另外可资佐证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编辑出版《楚辞研究论文集》，“收辑的范围很广，凡可备一说、足资参考的，当时有过一定影响的，概行收入”(《出版说明》)，其中也包括朱东润、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论争中的全部论文，唯独缺了杨树达这篇。而此文绝非泛泛之作，杨氏本人也相当满意，不仅说“詹安泰读余《离骚传与离骚赋》，谓郭沫若不及也”(《积微翁回忆录》1951年6月20日)。
为了精益求精，又在次年“改撰”(同前，1952年3月12日);还指出“阅郭沫若《奴隶制时代》，讨论《离骚传》文字，谓淮南王传或是赋体之说为余纠正者，已改易其说矣”(同前，1952年10月29日)。最后不但将其收入《积微居小学述林》，还在晚年写定的《汉书窥管》中迻录其要旨。如果文章最初确由郭沫若“组织”而来，出版社照理不该出现这样的疏漏。
而对朱东润，杨树达非但不陌生，先前还颇有佳评。他在日记中曾提到：“阅《学原》第十期载朱东润《公羊说故》，颇好;惟于《论语》‘夷狄之有君’一章，未明其义，误解耳。”(同前，1948年6月10日)杨氏精研《春秋》，曾“以是经设教”，且在讲授过程中，“以《公羊传》义为主”(《春秋大义述·自序》)。可知对《公羊传》极有心得，加之他在日记中对时人经常恣意褒贬，毫无掩饰，足见“颇好”之评绝非浮泛之论。至于指摘朱氏“误解”，当指《公羊探故》中所说的“假如我们要从《公羊传》以窥《春秋》底微言大义，第一件引起我们注意的便是团结诸夏抵抗异族这一点。……这里更流露了那番对于异族深恶痛绝的精神”。而杨氏则认为：“《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
盖孔子于夷夏之界，不以血统种族及地理与其他条件为准，而以行为为准。”(《论语疏证》)两人或强调血统种族，或注重行为表现，的确存有分歧。不过关于《论语》此章所言本就见仁见智，况且朱氏还特别强调“《春秋》主张团结诸夏抵抗异族，这便很和近代的民族主义类似了”，无疑别有深意寄托其中。
杨树达在撰著《春秋大义述》时也曾感喟道：“晚遭大难，自恨书生，不能执戈卫国，乃编述圣文，诏示后进。故本编以《复雠》《攘夷》二篇为首，恶倭寇，明素志也。”(《春秋大义述·凡例》)揭橥过类似的意旨，对朱氏的良苦用心应该不难体会。
杨树达参与这次围绕屈原的论争，显然抱着相互切磋的初衷，因此并不做应景的表态或粗暴的批判，而是细致考辨《汉书》所载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的具体所指。他最后得出结论：“刘安的《离骚传》只是泛论大意的文字，其非训诂式的方式”，但后世“只知道有训诂式的传，不知道有西汉通论式的传”，于是误认为“传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
遂将刘安的“离骚传”附会成“离骚赋”。文中还提到：“照朱先生的话，《离骚》是由刘安作于汉武帝初年，如果朱先生不能来一个考证，断定贾谊的《吊屈原文》是伪造的话，那么，便是死了三十多年的贾谊，忽然还了魂起来读刘安做的文字。”看来仍希望朱氏能够提出新的佐证，否则很难令人信服。
在遭到郭沫若等人的批评后，颇有狷介之气的朱东润私下并未服输，又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其中《〈史记·贾谊传〉疏证》认真考索了该篇传记，认为其作者“不一定是司马迁”，而且《吊屈原赋》的作者也“不一定是贾谊”，明显是为了回应杨树达的质疑。其实，今本《史记》并非悉数出自司马迁之手，《屈原贾生列传》是否可靠——甚至有无屈原其人——历来便有争议，对此进行探讨本无可厚非。
但这两篇答辩性的文章最终却并未公开发表，用朱东润的话来说，“不应战是客观形势使知识分子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态度，不是我的聪明，同样也不是我的怯弱”(《朱东润自传》第十二章)。
然而正因为缺乏自由、平等和宽容的环境，被褫夺了即便是“异端”也应该享有的权利，才导致朱东润“冤枉”了杨树达，误以为他也是被“组织”来的。虽然在“形势很危急”的时刻产生如此联想也属人之常情，但在杨树达“扑一个空”之后，双方也失去了本可深入交流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