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其飘逸的《兰亭序》流传后世，被历代书法家尊为“书圣”，《兰亭序》亦成为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根据《晋书·王羲之传》的记载，东晋永和十一年，也就是兰亭聚会后的两年，王羲之因为不受朝廷的重用，即“称病去郡”，从此开始了山水之游。然而，王羲之“去郡”以后终老何处？只因史籍语焉不详，至今史家仍无定论。而关于王羲之是否写过《兰亭序》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着。
王羲之终老何处
第一种说法是认为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这种说法是根据宋朝《嘉泰会稽志》。该志记载说，王羲之“墓在（苎萝）山足，有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晋书孙楚传附绰》也记载说：“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孙绰与王羲之是好友，有孙绰所作的碑文，又和正史的记载相符合。同时，主持编撰《嘉泰会稽志》的乃南宋的著名大诗人陆游，历史上向来都对此志的史学价值有较高的评价。所以以上的记载都当是可信的。
但又有人提出疑问：《晋书》中所说“王”姓者能妄断就是王羲之吗？难道不可能是王羲之的父辈王旷、王异，昆弟彪之、兴之，或者是侄辈徽之、越之等人？甚至也可能是是与王羲之“不洽”的王述等。也就是说，凡是当时与孙绰友善的王姓贵族和文人都有可能是那个“王”姓者。另外一些认为王羲之的生卒年为321～379年的学者认为，孙绰比王氏早9年去世，王羲之怎么可能在孙绰生前就请他为自己写好碑文？可见说王羲之终老诸暨苎萝说是不足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王羲之终老于山阴。
山阴即今天的浙江绍兴。当年王羲之徙至山阴时，绍兴鉴湖水利工程使绍兴的土地得到了较好的垦殖。发达的农业，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王羲之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曾经咏出“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千古名句。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在这里任会稽内史，美丽的山水风情已经让他“不能自拔”，那么王羲之决心终老山阴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还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王羲之终老于山阴，即智永移居云门寺。《绍兴县志》记载说，王羲之七世孙，隋初高僧智永，为了便于拜扫在绍兴云门山的先祖墓，便从永欣寺移居云门寺。智永作为王氏的后人，他书艺在当时也是堪称大家的。《宣和书谱》卷十七记录了后人对他的书法的评价说：“以羲之为师法，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作为书法家的智永所祭祀的先祖无疑是被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
对此，有人提出了反对。持异议者提出，说王羲之因为喜好稽山鉴水而决心终老山阴，这根本就是一种臆测，王羲之所赏叹的地域岂仅限于山阴？这位喜好山水的人，所赞叹的地方还包括今天的嵊县、新昌等地。若据此就判断王羲之“终老山阴”，不是很武断吗？至于智永，虽然他所谓的“先祖”可能包括王羲之在内的智永父辈以上的祖父、曾祖等人，但是因为智永并没有明确说明“先祖”究竟为谁，因而也就不能据此断定智永所说的墓就是王羲之的墓。
第三种说法认为王羲之终老嵊县金庭。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此种说法，颇有为大众认同之趋势。
学者们找到了很多可据的史料。如白居易在《沃洲禅记》中说，越之金庭，“高士名人许玄度、孙绰、王羲之等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唐人裴通的《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中说：“（王羲之晚年）家于此山，书楼墨池，旧制犹在。”《浙江通志名胜》说王羲之的好友许询（玄度）听说王氏隐居在金庭，便特意从萧山迁到嵊县与王羲之为邻，死后葬在邻金庭的孝嘉乡济庆寺。李白还写诗说：“此中就伫立，入剡（嵊县古称）寻王许。”此诗中所说的“王许”当指王羲之与许询。此外，宋人高似孙撰《剡录》中记载有：“金庭洞天，晋右军王羲之居焉。”并说：“王右军墓，在县东孝嘉乡五十里。”在王氏第47世孙王鉴皓主修的《金庭王氏族谱》也记载说，公元361年，王羲之病逝，他的后人知道他喜爱金庭胜景，就将他葬于他的居宅旁边。《族谱》中明确指出了王羲之是“自琅琊迁会稽、自会稽迁金庭之祖”。在今天的金庭，还有很多当年的遗迹。现在的新合乡有十几个自然村都以王姓为主，村民多自称是王羲之的后裔。
王羲之为什么会想到去金庭度过晚年？人们分析说，王羲之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佛道鼎盛之时，整个社会都盛行着尊佛隐逸之风，王羲之本人更是如此。他与当时的高僧竺道潜、支遁、道猷等人都有着密切的交往。竺道潜出身于琅琊华族王氏，和王羲之的父辈有交，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当时佛道修行者的中心地；支遁在原属剡县的沃洲建寺院教导僧众，人数多达百人；当时的金庭被称为是道家第七十二洞天。崇尚隐逸的王羲之，为了方便与高僧交往，便在辞官后选中了金庭作为自己归隐终老之所。
虽然这个说法所依据的史料甚多，但是还是有人它提出异议，比如对王氏《族谱》的怀疑，对王羲之墓中出土的砖乃梁大同年间一事的怀疑等等。
看来王羲之这位飘逸如其书法的逸士，其人终老何处，还会让后人继续争议下去。
王羲之是否写过《兰亭序》
提起《兰亭序》，人们就会想起王羲之。王羲之是我国古代伟大的书法家，为历代学书者推崇，被尊为“书圣”。相传，书法史上的丰碑——《兰亭序》就是出自王羲之之手。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等当时名流，在山阴（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作诗行乐，王羲之挥毫作序，即为《兰亭序》。后来，《兰亭序》为唐太宗所得，并断定为王的真迹。最后，原件成了唐太宗墓的殉葬品。
但到了南宋，姜夔因唐代何延之、刘餗二人对《兰亭序》流传途径记载的不同，开始对《兰亭序》作者产生怀疑。他认为，梁武帝收集王羲之书帖270余轴，提到了《黄庭》、《乐毅》、《告誓》，但却未提及《兰亭序》。这还只是怀疑。清末李文田则干脆否认了《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因为《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王羲之此文不叫《兰亭序》而称作《临河序》，李文田还认为定武本《兰亭序》是隋唐人添上去的。李还从文字字体上论述《兰亭序》帖是后人伪造，是隋唐间的书法创作。李文田成为公开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的“第一人”。
1965年，郭沫若根据在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文物，再次提出《兰亭序》为伪作。文章说在这年的《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文章说：“《兰亭序》不仅从书法上来讲有问题，就是从文章上来讲也有问题。”他斩钉截铁地断定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并进而推断它是陈僧智永所书。如此，《兰亭序》不仅字不是王羲之写的，连文章也不是他作的了。
此文发表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序文前后格调不一致，因为“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以后一段文字与王羲之一贯的思想不符，“悲得太没有道理”，“更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因此认为“《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扩大而成的”。1972年第8期的《文物》杂志上又发表了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晋代没有楷书与行书，文章中说“天下的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从而成为否定《兰亭序》为王作的又一论据。
但这种说法遭到了高二适、商承祚、章士钊等人的反驳，他们从东晋书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了一次外围考证，认为“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都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至于题目的前后差别，是因为“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所以有《临河序》、《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因为“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从而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之处。《世说注》中的《临河序》比《兰亭序》少了一段感伤文字，只是刘孝标删节了而已。
这些不同的说法，给《兰亭序》增加了些许神秘的色彩，从而让《兰亭序》更受到人们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