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南京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这篇报道一出来立刻引爆了全世界的舆论，各国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以下简称《田中奏折》）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田中奏折》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彰显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的作者田中义一从1913年开始公开鼓吹侵华，他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亲自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确定了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并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征服满蒙，侵略中国”。1927年8月，日方又在中国旅顺、大连召开会议。1927年年底，田中将“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的全部结果及其制定的侵华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上呈裕仁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上呈后，世人对于奏折的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各国情报人员搜求的对象。后传苏俄已从日本高官手中购得奏折。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也想获得《田中奏折》，并派人赴哈尔滨，准备出价50万现洋购买。又传美国也愿出款20万美元，但结果都没成功。
最终，《田中奏折》还是和世人见了面。关于奏折获得的途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一位叫蔡智堪的日籍华人，以研究学术为名，通过关系混进了日本皇室枢密院图书馆中，无意间发现了《田中奏折》，并将其翻译抄录了下来，带出了图书馆。这份译文几经辗转被送回了中国。
另一种说法是，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在听说有《田中奏折》后，特地拨专款，通过地下渠道获得。
奏折虽然被公布，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承认有过奏折，并宣称说奏折是伪造的，目的就是挑拨中日关系。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属伪造。也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日本某些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的，因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另外，俄罗斯解密的部分档案也证实此事为当时苏联所为。文件证实，1929年，当时的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苏联特工的帮助下刊登了著名的《田中奏折》，奏折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日关系。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国在当时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战略对手，日本一直以苏联作为它的战略敌人，但《田中奏折》使中日两国的仇恨急剧升温，并最终导致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但是有更多的人相信奏折真的存在过。日本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因此上文所说该奏折只有汉文版本，不见原文所以系伪造的观点不成立。另外，当时日本国的诏书、呈给天皇的正式奏折都用汉语写成，此已是惯例。而且后来有学者研究发现，日本的对外侵略步骤和侵略政策与《田中奏折》中罗列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其实不管《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侵略中国都是一个不容掩盖的事实，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今天研究《田中奏折》，我们更关注的应该是如何以史为鉴，让世界永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