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朝岁币多不多?
两宋历史上一大常被诟病的国策，就是送“岁币”换和平。早年与辽国激战，然后签了《澶渊之盟》。后来与西夏恶战，打到最后却是送“岁币”换人家称臣，等于花钱买面子。后来被金国打没了半壁江山，明明战场上占优势，却是又送岁币又称臣，这更是花钱给人家当侄子。如此“宁可花钱不打仗”的做派，坐实了“弱宋”的“称号”。
不过对这奇特政策，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也有好些人表示理解。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两宋号称“富宋”，朝廷有的是钱，所谓的“岁币”，支付起来十分轻松，远比打仗的成本低得多。花钱买和平当然就划算。
那么，这看上去屈辱的岁币，对于北宋来说，是不是真的“负担很轻”?
照着好些北宋重臣的话说，似乎是非常轻，比如《澶渊之盟》要交的岁币，每年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天文数字，但以当时宰相王旦的估算，简直是“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事实上，在宋朝朝堂上的大臣们眼里，别管主战主和，“岁币轻”也是好些人的共识。所以后来宋仁宗年间，辽国背信弃义发动战争威胁时，奔赴辽国谈判的宋朝大臣富弼们，底线就是“宁可加钱也不打”。不但把“岁币”加到每年三十万匹绢和二十万两白银，还由着辽国把盟书里每年大宋“赐”岁币，改成了“纳”岁币。其屈辱程度，正如富弼谈判时的悲愤争辩：岂有兄献于弟的?可再屈辱也没用，还是在宋仁宗授意下，咬牙签了约。
这宁可忍辱也要送钱的历史，也就带给后人一个印象：支付岁币，宋朝是不是真很轻松?
甚至《澶渊之盟》时，宋真宗闻听协议内容时的欢喜反应，也成了“岁币轻”的又一佐证。一开始宋真宗误以为是每年给三百万“岁币”，吓了一跳却也认了，后来确认是三十万，当场就喜不自胜，把负责谈判的宋朝大臣曹利用一顿重赏。在皇帝眼里，似乎买单很轻松?
但是，深味了民间疾苦的南宋文学家周密，对这“岁币很轻论”，却是满腔怒火：谁说岁币负担不重!
以周密在《武林旧事》里的原话说：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 其财赋，安得不重敛於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看上去“不重”的岁币，已经要把老百姓压榨到民怨沸腾了!
那到底是轻还是重?
二：真实的岁币负担
其实，宋真宗乃至王旦等两宋君臣们，之所以认为岁币不重，主要看得是账面数字。但实际支付起来，大宋的成本，却比这“账面数字”重的多。
首先看支付模式，看似数字不多，但辽国人红口白牙，要的是硬通货：不要你大宋的铜钱铁钱纸币粮食，就要大宋的白银和绢。可大宋本身白银的产量，就十分稀少，以《宋史》的记载，北宋的白银产地，只有桂阳，凤州，建州三地。北宋的银课收入，宋仁宗年间时，也只有不到22万两。参考一下当时“岁币”数额，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几乎北宋全年的“银课”，都要支付给辽国。等于是大宋百姓勤扒苦做，其实是给辽国打工采银矿。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白银还是绢，当时主要产在南方地区，想要送到辽国去，就得千里迢迢往北运。单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般的费用。这笔钱辽国不会出，北宋呢?当然是甩锅给老百姓买单。到了腐败加剧的北宋晚期，沿途官员各个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提高征收数额，百姓的负担，自然是年年加剧。
而且收岁币的，也不止是辽国一家，接下来是西夏，后来是金国。多一个“支付对象”，这沉重的开支，就要加重一番。更讽刺的是，花了这么多钱，其实也买不来安全感。比如说辽国，宋真宗年间签了约，宋仁宗年间就趁火打劫。为了加强安全感，北宋还要不停的提高募兵数额，宋太祖时禁军只有20万人，宋仁宗时达到120万人。等于是越挨打越送钱，越送钱越招兵，成了恶性循环。
如此恶性循环，也就有了《宋史》里那句著名的吐槽：“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西陲，费累百万。”说大宋岁币轻?考虑过宋仁宗的感受没?
也正因为这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才有了宋神宗年间，坚决的王安石改革，有了短期的富国强兵，更有了无休止的党争，直到半壁山河沦陷。
而说到北宋山河沦陷的“靖康之耻”，其前奏“方腊之乱”，说到底就是“岁币”惹的祸。听听方腊扯旗造反时，那一声愤怒的宣言：“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十万，多出东南。”然后就惹得一呼百应——每年送岁币，就是老百姓买单。百姓的苦，全在这吼声里。
而到了宋王朝偏安江南，继续给金朝送岁币买和平后，百姓的负担，也是有增无减。单是宋高宗冤杀岳飞，享受“岁币换和平”的二十年里，南宋大臣胡铨就愤怒抨击：自(秦)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以饵犬羊，迄今官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送岁币换和平?送得民脂民膏被压榨，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所以也就有了南宋末年文学家周密，那一声“人心离怨，叛亡必矣”的惊呼。对于这位历经宋元改朝换代的文学家来说，这声惊呼，就是真实的兴衰体会。
这“花钱买和平”的岁币，带给宋朝的哪里是繁荣?相反是一个不断放血感染的伤口，直到叫偏安的宋朝，最终无药可救。